與比亞迪對簿公堂之后，富士康的政府關系經營就以地方為主、中央為輔。
來源：《中國企業家》 作者：方儒
導語
與比亞迪對簿公堂之后，富士康的政府關系經營就以地方為主、中央為輔。
據多家媒體報道，富士康在山東菏澤的20億美元新廠投資案已經被叫停。因為菏澤市副市長劉國生正在接受調查，這份只差簽字的投資案不得不立即叫停。大家也發現，先前《富士康科技集團確定在菏澤市投資建廠》一文已經從山東省商務廳網站撤下，證實這項投資案“目前沒有進度”。事實上，富士康方面一直與劉國生對接，現在劉國生被查，而富士康方面也沒有進一步響應媒體求證，顯示該投資案確實停滯不前。
富士康在成都的工廠，也傳出運營規模不斷縮減的新聞。由于前成都市委書記李春城一手推動富士康在成都設廠，在李春城落馬后，成都富士康如今日子也不算好過，兩個事業群IDSBG和SHZBG原訂在今年底達到40萬人規模的目標，看來是不容易達成了。同樣可查證的是“富士康科技集團成都科技園”在招聘網站上的員工規模只有500到1000人之間，這對被稱為“四川省1號工程”的成都富士康來說，發展實在不如預期。
事實上，與比亞迪對簿公堂之后，富士康的政府關系經營就以地方為主、中央為輔。自2009年初以來，富士康董事長郭臺銘花了很多時間親自接待到臺灣的各省采購團，這可以看出他與各級政府官員的密切互動。
“大陸內部競爭，比臺灣還要激烈。”郭臺銘曾經說，他在大陸投資設廠的地方，沒有不發達的，因為他會看那個地方的官員“值不值得投資”。一位鴻海高管曾指出，富士康到其他省分設廠，真是會受到官員熱情接待，甚至郭臺銘一下飛機，就有紅地毯相迎。
八九年前，深圳特區政府都說：我們可以沒有龍華鎮，但不能沒有富士康。這可以看出富士康在深圳的影響力。前深圳市長于幼軍曾對媒體分析說，郭臺銘事業大發展的平臺是深圳，于幼軍因此與郭臺銘建立了很好的感情與友誼。他就任山西省長時，報到的第一天，剛下飛機郭臺銘就給他打來電話，一方面表示祝賀，一方面也表示感謝。于幼軍在電話里頭說，他是離鄉背井、單槍匹馬，到郭臺銘的老家山西來打工。作為山西人，郭臺銘更應該為山西的建設發展做出貢獻，要能把山西的投資，作為富士康今后發展的重點。
另一個例子是河南省委書記郭庚茂。他任職河北省長前后，就曾經多次向郭臺銘爭取富士康投資河北，如今郭庚茂引進富士康的經驗，更成為各省招商干部必學的經驗。郭臺銘當年在富士康秦皇島科技園區簽約儀式上，也對河北省招商的細心、認真贊譽有加。郭庚茂轉任河南之后，富士康在鄭州設廠生產iPhone，也創下了“鄭州速度”，在一年之內流水線就正式生產，如今更有超過30萬員工的規模，最近還因為iPhone6加緊出貨而擴大招工，看得出來這魚幫水、水幫魚的雙贏關系。
因此，直到如今，郭臺銘還常被各省書記奉為座上賓，他的光環沒有因為2010年以來的員工跳樓事件而褪色，而且一切合作也都是在臺面上明著來的，沒有那些與官員打交道的“潛規則”。
但是同樣在深圳，富士康與比亞迪由愛轉恨的關系，卻一路鬧上了法庭，包括科技專利、高管挖角等狀況，都讓郭臺銘氣白了頭發。他還為此跑上跑下，從北京到廣東，要求各級官員幫忙，但沒有得到太多支持。畢竟比亞迪根正苗紅，又是自主創新的代表。郭臺銘還曾透過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在國共論壇舉行時，以臺商智財權問題，向國家領導人表達此一困境。沒想到當面告狀，并未解決鴻海與比亞迪的恩怨。
當然，中國很大，富士康的生意也很大。我們也知道，政壇、商場上沒有永遠的朋友與敵人，深諳人性與利害關系的郭臺銘，雖然一路上遭遇了不少挫折，但他仍是“中國制造”的最佳象征。
轉自 新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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