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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進店點餐,商家供應餐食,而后消費者付款。實質上雙方已經達成契約,完成了交易。這項交易的顯著特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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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飯與否屬私德,開罰無理無據
標簽: OA系統   剩飯開罰   來源: 網易     閱讀次數: 723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定義:行政處罰的前提是“依法對行政相對人違反行政法律法規而尚未構成犯罪給予法律制裁的行政行為”。在制裁的特征上:“行政處罰是以對違法行為人的懲戒為目的,而不是以實現義務為目的”。在法定原則上:“處罰的依據是法定的”,“處罰的程序是法定的”。公民個人浪費食物固然有違道德(且不說這個道德的水位還很高),但卻無論如何也算不得“違法”,更用不上“懲戒”。故武漢市文明辦對浪費食物者處以罰款的辦法,并無法律依據,且涉嫌違反“處罰程序法定”的原則。

消費者進店點餐,商家供應餐食,而后消費者付款。實質上雙方已經達成契約,完成了交易。這項交易的顯著特征是:雙方自愿、等價有償,并且沒有損害第三方利益。在交易達成以后,食物本質上已經成為消費者的個人財產(物),消費者擁有對其的完全的處置權。如果消費者居家如廁,一不小心用多了衛生紙,是不是也可以有“相關部門”跳出來說:“你浪費了紙張,客觀上破壞了環境,需要處以罰款”呢?這無疑相當滑稽。

我國法律對工商行政的處罰的一般程序有很嚴謹的設計。自201211日起開始實施的《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行政處罰程序規定》中:第2章第5條到第15條定義了管轄的范圍;在對行政處罰的一般程序的定義上,用總計4節、43條的篇幅,對立案、調查取證、核審、決定四部分作出了嚴格的規定。就算在《行政處罰的簡易程序》中,也規定“適用簡易程序當場查處違法行為,辦案人員應當場調查違法事實,制作現場檢查、詢問筆錄,收集必要的證據,填寫預定格式、編有號碼的行政處罰決定書。行政處罰決定書應當場送達當事人,由當事人和辦案人員簽名或蓋章。”如此繁復和嚴謹的程序造成了巨大的工作量,要想在基層得到貫徹實施,實則是困難重重。

據《合肥晚報》報道,在合肥國購廣場金漢斯自助餐廳,餐臺上設有提示牌,如果盤中剩下食物超過50克,將加收成本費。但經理表示“現在浪費的顧客很少,基本都能吃完,在我印象里這條處罰規定沒有執行過。”一名前臺服務員說,在客人拿食物的時候,我們都會提醒客人勤取少拿,大多數客人都能理解。其表示:雖然一些自助餐廳制定了“吃不完罰款”的規定,但基本沒執行過。“餐飲畢竟是服務行業,客人來吃飯是來享受食物和服務的,如果我們強制性執行,只會引起客人反感,損害餐廳的聲譽,對經營反而不利。”另一名自助餐餐廳的經理也表示:在餐廳設定“吃不完罰款”的規定,其實只是一個“紙老虎”,主要是為提醒客人不要浪費,估計沒有多少餐廳會真正處罰。

政府干涉并不傷害到他人的個人行為,其正當性的一項重要考量便是公共權力與個人幸福的關系。在美國,現有的社會共識是,當個人選擇不損害到他人利益時,他行使的是正當的個人自由,政府不能動用公權力加以干涉和阻止。這種觀點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能夠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決定,不會做出違背自己幸福的事情。從這樣一種個人“明智選擇論”(prudent choice)又推導出一個政治原則,那就是,保存和擴展個人的行為自由(包括言論和行為),是政府在一個“好社會”中行使正當權力的主要目標。人民應當享有追求他們自己心目中幸福的自由權利,這是政府不該過問的事情。

消費者購買的食物屬于個人財產。而對于公民合法財產的保護,我國法律有明文規定。《憲法》第十三條第一款:“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又及,《民法通則》第七十五條:“公民的個人財產,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儲蓄、生活用品、文物、圖書資料、林木、牲畜和法律允許公民所有的生產資料以及其他合法財產。公民的合法財產受法律保護,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侵占、哄搶、破壞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凍結、沒收。

表面上“剩飯剩菜罰款”讓浪費食物的“惡習”得到了糾正,道德得到了維護,社會風氣一朝澄清。但一個被忽視的基本事實是:個人財產權神圣不可侵犯是天經地義。對沒有吃完自己購買的食物者動輒處以罰款,實則是在制造不公。更重要的是,個人自治和尊嚴已成為當代文明的核心價值,而個人財產權收到尊重和保護是實現個人自治和保持個人尊嚴的必要條件。個人財產權使得個人擁有自己可以控制并不受他人干預的領域和范圍成為可能,從而使得個人可以擁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保有自己不容侵犯的穩私權利,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并不必考慮他人意愿進行自由選擇,實現自己的價值。沒有個人財產權,個人自然要受制于他人或組織,處于服從、被強制狀態。在此狀態下,個人不可能具有獨立的人格、尊嚴,不可能擁有自己的價值觀念和道德信仰,也與政府部門“提高社會道德”的初衷相悖。

在政治高壓極左時代,政府、領導、師長充當民眾的“牧羊人”的角色,整個社會處于準軍事化的體制下。出于降低管理成本的考量,對于人群中的異類者,動輒處被以最嚴厲的打壓。而在當今的時代下,掌握社會資源和話語權的人群,恰恰是在那個時代耳濡目染的熏陶中成長起來的,很多人具有使用簡單粗暴的手段侵犯公民個人自由以達到管理目的的意識和思維慣性。有媒體報道:湖南衡陽的一所高中明文規定的罰款項目高達數十種之多:上課遲到、早退罰款,學生流失罰款,統考排隊在后者罰款,完不成高考指標者罰款,批改作業不及時罰款,業務筆記少寫一頁罰款……僅臨時性罰款,最多者一學期達500元以上。

1933年納粹黨上臺后,推行了一系列限制公民個人自由,擴大法西斯政府權力的政策。由于希特勒本人對香煙極為厭惡,斥之為“印第安人為報復白人引進酒而帶來的禍害”,將禁煙主義融入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以國家機器施以強力推行,任何在公共場所吸煙的行為都將被處以高額罰款。1939年以后,全面禁煙政策開始實施,任何在農村地區、體育場、賽道、沿著鐵路等地張貼反禁煙運動的廣告單,或使用揚聲器廣播和散布郵件來反禁煙運動都會被取締,當事人將被逮捕。1945年柏林戰役末期,希特勒于元首地堡自殺。根據他的女秘書戈爾達·克里斯坦(Gerda Christian)所言,防空地堡“散發著一股空虛的氣氛”,原本對希特勒有所回避的人都開始公開吸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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